若飞笑答：“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要损害我们的真理，我们必须拼命保护我们的真理；我爱护身体，是因为有了强壮的身体，都能更有力地护卫我们的真理，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除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刑场上的婚礼
1928年3月，在广州红花冈畔的刑场上，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地举行结婚典礼。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接受党的指示假扮夫妻进行革命斗争，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顾不上去谈个人的爱情。被捕后，他们受尽酷刑，从不屈服。周文雍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一首不朽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临刑前，他们豪迈地宣告：“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杨靖宇的胃
革命先烈杨靖宇同志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他率领部队与日冠作战，在被包围数月、粮尽弹绝的情况下，凭借着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坚定信仰，为着“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日寇为了了解他何能够这样顽强，曾残酷地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树皮、草根、棉絮。
遭遇不幸，信念不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毅等同志在一次战斗中突围出来，急需一个熟悉情况的向导。这时来了一个手拄树枝、蓬头乱发的赤脚人。见到陈毅，他边哭边叫着：“首长！首长！”陈毅同志定神一看，原来他是被王明错误路线罢官撤职的一个老部下。这位同志没有因为遭受残酷斗争而对革命失去信心、采取旁观的态度，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置之度外，决心寻找自己的部队。北上撤退时，他听说陈毅同志留下了，便一路讨饭来找他。陈毅同志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同，你也不用怪了。”他回答：“我还怪什么，革命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挫折，个人还有什么可怪的。”这位同志当向导，经过无数周折，带着陈毅等同志转移了出去。后来，他又当了县委书记，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游击战争，不幸被叛徒出卖，严刑之下，他威武不屈，被敌人用铁丝穿透鼻孔，拉着游街，最后含笑步上刑场。
“坚持真理，永不放弃”
张志新同志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逐渐认识到有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张志新就愤而严肃地对有的同志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对江青、叶群这些人……”“对林彪可信赖吗？”“江青不是什么‘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
一起駭人听闻的奇冤大案，由此而起。但是无论是在看守所里或在监狱中，张志新从未低头，从不认罪，她怀着极大的义愤，一次又一次地向邪恶开战。她知道这样做会遭到更大的灾难，说：“如果痛苦换来的是认识真理，坚持真理，我应该自觉地欣然承受，那时，也只有那时，痛苦都能转化为幸福！”“你们（指四人帮）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坚持真理，永不放弃”。
真金不怕火
19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年仅42岁。塞尔维特所著的、刚印出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也被扔进火堆、烧成灰烬。塞尔维特为什么会被活活烧死呢？因为他大胆地指出了盖仑著作中的错误。盖仑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部分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仑的谬误，首创了血液肺循还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写进了一本宗教著作《基督教的复兴》中。然而盖仑是古希腊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达1000年之久。塞尔维特被教会指责为“冒犯神明”。塞尔维特为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学说像黄金一样是烈火所烧不毁的，他的斗争精神在烈火中永生。
追求真理，不避艰险
孙治方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光辉典范。
1956年，他发表了题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著名论文，被指责为“宣传修正主义观点”。他没有退缩，而是更刻苦地钻研、调查，着手《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世著的写作。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被撤去职务，遣送下乡劳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成为“重点斗争对象”。他对此早有准备，他说：“名誉毁掉，人毁掉，但观点绝不改变，我要坚持到底。”1968年4月5日，康生亲自下令，把孙治方投入监狱，在7年的囚禁生活中里，他以特殊的方式构思着《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提纲。他说：“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
千秋胜负在于理
16世纪，波兰科学家哥白尼冲破地球中心论的观念，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使人类在认识宇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由于他的新学识沉重打击了宗教神学，因此受到教会势力的反对，宣布他的学说是“邪说”，他的书是“禁书”，他本人为“疯子”。在如此重压下，哥白尼还是坚持真理、毕生不悔。他的《天体运行》一书，以他给教皇的一封信开头，他在信中说：“假使有一知半解的人，并无数学知识，而根据《圣经》这一段或那一段妄肆批评或者驳斥我的著作，我不但不预备答复他们，而且还要轻视这样无知的见解。”表达了哥白尼坚持真理、向宗教挑战的决心。
在烈火中永生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他说：“太阳周围，有六颗行星围绕它运转……太阳并非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中心有无数和绕着自己的太阳运转的地球……”这些思想与天主教义截然相反，所以死亡常常笼罩着他。布鲁诺只得到处流亡。21世纪后，布鲁诺终于被黑暗的宗教裁判所送上刑场遭受火刑。在广场中央，希鲁诺被缚在高高的十字架上。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眼睛凝望着遥远的天空。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誓死不屈的“殉道者”吐出了最后的誓言：“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
让青蛙做证人
伊凡·谢切诺夫是俄国生理学家。1862年，他通过对青蛙的解剖实验，发表了《蛙对脊髓神经的抑制》等文章，同时又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为神经生理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是，沙俄政府竟然把宣传科学真理看作是一种罪过，把谢切诺夫逮捕了起来，对他进行审讯。在法庭上，法官对谢切诺夫说：“你可以给自己找个辩护证人。”谢切诺夫平静地说回答：“让青蛙做我的证人吧！”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这位科学家神色自若，因为他知道，真理在自己一边。
“我不需要钱”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为了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他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我国。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抢救、医治了很多八路军伤病员。
他在晋察冀创建“模范医院”时，1938年8月11日，毛泽东电告晋察冀军区发给他每月100元津贴费。第二天，他立即给毛主席回电：“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可供给。”他还对聂荣臻司令员说：“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军队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吃好穿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